我和宿最在林中和林子附近四处搜寻，直至天色渐渐亮起来，除了掉在桥头的一个熊猫挂件，其余的一无所获，只好决定先骑车返回。
车子走了一个红绿灯便没电了，我俩在附近扫了两辆自行车。
回到教师公寓，我俩合衣躺倒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我揉揉痛得要爆炸的眼球，目光忽然定格在贴满各种凶案资料的墙上。
“洗个热水澡我俩去拜访一下庞浩荣的父亲吧。”我说。
“你怀疑是他？”宿最转过脸来。
“没有人会蠢到用自己的姓氏去犯案吧。”我转过头望着贴在墙上的庞浩荣一家三口的照片。那是我用傻瓜相机翻拍回来的。我一直认为，全家福是一个家庭中比较珍贵的物件，不好直接要走人家的原件。
“他更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半夜来我卫生间的镜子上写字，让自己儿子成为犯罪嫌疑人。”
“那我们为什么去见他？”宿最不解。
我掏出从桥头捡到的熊猫挂件，指着在庞浩荣家墙上拍来的另一些照片。其中一张上，庞浩荣的父亲穿着汗津津的背心在熊猫基地大门外的冰粉摊子上，正在给客人送上一碗冰粉。
四方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在和另一位背对着相机镜头的同伴笑着说着什么。这位学生模样的客人，就是我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爱人，祝郝。照片中的祝郝比后来清瘦许多，浑身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气息，手臂上结实的肌肉正在形成。
那张照片中的祝郝拍得并不清晰，只是背景中一个模糊轮廓，但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他来。当某个人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，你总是能够在人群中轻易地认出他。人就是有那么独特的一种识别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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